xsda 法官某些令人尴尬的言论和作为被记录并公开。
在此情形下，中国法理学教材至少需要承担以下功能： 第一，对初学者的启蒙作用。当前，学界对于法理为何应当成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以及对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意义上的法理展开系统深入研究的，当属张文显的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
因为徐教授法教义学是民法学界和刑法学界一直热衷讨论的问题，其实与法理学相去甚远，两者之争是关公战秦琼。即便是如此，如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那样，法理学、其他法学学科是否做到与政治、意识形态无涉呢？其实，自早期实证分析法学代表人物约翰·奥斯丁在试图倡导法律与道德的二分，使法学从西方传统的神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4]并将法律学的科学（简称为法理学）的任务和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法律的实然，法理学是关注实在法的，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不考虑这些法律的好或者坏。从学理上讲，一门学科要获得其独立地位，被广为认可和接受，则应当具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10] 郑智航：《最高人民法院政治话语的变迁及双向调适策略——以1980-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话语分析为主线》，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21]徐显明也指出，中国法理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话语能不能为西方所接受，其背后是中国法理学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和时代所具有的担当形成了差距，表现出来就是法理学严重脱离实际。
换言之，需要对那些社会问题或社会正义论题应该/可以，或不应该/不可以进入法学的领域，成为法学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即进入法学的门槛问题。而如果作为规则的主导者或制定者之一，所处的角度则是世界各国或全人类，在确保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法学尤其是法理学更多要思考和回答的是，如何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如何维护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如何在世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为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57]。其次，因录像只能在案件参与者同意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参与试验的法官和律师的观点会比反对视频录像的法官和律师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表2和其他表中的报告信息来自法官调查，由于对特定问题没有作答，或因为部分调查问卷仅针对参与的法官（A至C行），总人数可能并没有达到110位。律师对自愿同意的看法 由于试点项目要求当事人同意，因此，我们想知道律师支持庭审录像的原因。相反，绝大部分未参与试点项目的法官一般反对或非常反对视频录像（未参与过试点项目的23位法官反对，占79%，与之相比，参与试点项目的法官有10人反对，或占16%）。至于其他影响，有20%或更少的律师认为影响适中或影响很大。
中国法院网开通网络直播专栏，对全国各级法院的重点案件进行图文直播。与法院工作人员的访谈和讨论显示，有时会因录像质量问题而未在网上公布，或者如果一方当事人表示要保留后期录像，法官有时会拒绝公布。
行政办公室的总费用接近990,000美元，其中近460,000美元用于设备，仅434,000美元用于劳工，近96,000美元用于视频托管服务。有些法院的则需要改装现有设备。观众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学生、图书管理员、律师及其他律所工作人员和公众。联邦司法中心的法定任务是发布报告、实施并推进报告的研究和发展，以提高司法行政能力。
霍奇（Wm. Terrell Hodges）CACM委员会主席14个试点地区法院的主审法官等人在2015年2月19日的调查备忘录。使法官更有礼貌（139人，占77%）。近1/3的法官认为以下三种影响的程度为适中或很大：分散证人注意力、促使律师更好的准备庭审、让律师更有礼貌。最主要的原因（由113人做出，占44%）是对观察联邦法院诉讼程序的兴趣。
但是，在实施试点项目过程中，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而非电脑设备观看视频录像的用户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一些案件中，相比法官满意的四图合一的视频录像来说（即由四个定点摄像机拍摄的录像，且设置方式最简单，只需在法庭录音录像设备上按一下开关便可），法官更倾向于将视频录像公之于众，且每次只聚焦一个说话者（这需要录像设备操作者）。
两周后，俄亥俄州北区法院对8月2日到至11日开庭审理的医院和麻醉设备供应商之间的违约纠纷审理进行了录像。这并不一定代表法庭既定的庭审数量，因此是假设被录像的庭审数量。
除自愿参与外，试点项目还有若干额外要求。以不利于法官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形式篡改录像。第二位法官在诉讼事件列表中加入了详细的条目，通知被选庭审案件的律师相关录像申请，并要求律师在预审中表明其是否同意录像。虽然试点法官认为视频录像对参与者几乎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他们很可能也认为视频录像对法官和陪审员几乎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例如，所有被通知可以录像的庭审中，只有超过1/3（占34％）的庭审实际上没有进行视频录像[9]。这种选择表明，将受影响最大的受访者与受影响很小的受访者（同样，无论其影响大小）进行对比。
一旦法官确定好诉讼案件，法院将通过案件管理和案件电子档案系统向当事人发送正式通知和诉讼程序安排。联络联邦司法中心工作人员进行评估，具体包括：回答法院进行试点项目的相关的问题，并提供有关视频录像的活动文本（比如：通知书或同意书）[21]。
删除陪审员被无意记录下的简短镜头。b.通知可以录像的诉讼数量远不止这些。
如果当事人未能在期限内作出答复（常有情况），书记员会联系他们并确定是否进行庭审录像。为了能够找到那些认为影响适中或影响很大的大多数法官，我们必须对大多数这个概念扩大范围，如，包括1/3或更多的受访法官。
关岛地区法院 该法院自2011年7月18日起实施试点项目。CACM委员会制定的试点项目在各个方面均采取自愿原则。如果IT人员和其他人员出席庭审的全部过程，那么该法院对他们操作设备且/或确保录像过程顺利的要求会更高。然而，这两种方式也并不是非用不可，有很多录像的法院并没有使用上述方式。
法院采用标准程序通知符合录像资格的案件当事人，并征求当事人是否同意录像。其次，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虽然在调查问卷和访谈中提到了一些原因，但法院录像并没有表明最终原因，正如第18页所讨论的那样。
一般来说，他们在庭审录像中表达的观点很有可能是从有利自己的立场出发。这样一来，每位观看试点项目视频的观众，都会在屏幕上看到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填写。
案件未按预定日期进行。有些工作人员认为，每次庭审录像都是经验学习，但结果却很少有机会使用录像设备。
可以预见，随着庭审直播的大力推进及常态化，庭审视频直播将会切实地督促法官严格诉讼程序、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庭审秩序、提升驾驭庭审的能力和水平，并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实现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对于法官，近3/4或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视频录像在以下方面产生的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使法官避免作出不受欢迎决策或处于不利地位（86人，占81％）。视频录像设备的费用、类型以及中心的数据收集工具。而媒体工作者有15人，占6%，国际组织成员有7人，占3%。
通过该平台，社会公众可以实时选择观看全国法院正在直播的案件、了解热点庭审直播预告、点播观看庭审录像、获取庭审直播统计信息，并且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进行收藏和分享，真正实现了庭审信息的全面覆盖、实时互联和深度公开，推动庭审公开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正如调查资料所显示的，法院的丰富经验表明，法院对通知和同意程序以及视频录像程序作出的决策会对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产生很大的管理和操作上的影响。
其他法官指出，要求视频录制并不一定只是他们的想法，因为既定诉讼程序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不同法院的IT人员的职责也有所不同，包括如下：安装视频录像设备。
法官有时候也会在预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但并非所有的答复都会被正式记录下来。例如，曾经有一位法官在有陪审团审判或听证会的案件中与律师口头谈论视频录像相关事宜，并让她的助理与律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把案件当事人的录像同意书或否决书交给他们。
